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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政要·卷二

论求谏

  太宗威容俨肃,百僚进见者,皆失其举措。太宗知其若此,每见人奏事,必假颜色,冀闻谏诤,知政教得失。贞观初,尝谓公卿曰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故君失其国,臣亦不能独全其家。至于隋炀帝暴虐,臣下钳口,卒令不闻其过,遂至灭亡,虞世基等,寻亦诛死。前事不远,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,必须极言规谏。”

  贞观元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正主任邪臣,不能致理;正臣事邪主,亦不能致理。惟君臣相遇,有同鱼水,则海内可安。朕虽不明,幸诸公数相匡救,冀凭直言鲠议,致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珪对曰:“臣闻,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,言而不用,则相继以死。陛下开圣虑,纳刍荛,愚臣处不讳之朝,实愿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称善,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,必使谏官随入,预闻政事。有所开说,必虚己纳之。

  贞观二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明主思短而益善,暗主护短而永愚。隋炀帝好自矜夸,护短拒谏,诚亦实难犯忤。虞世基不敢直言,或恐未为深罪。昔箕子佯狂自全,孔子亦称其仁。及炀帝被杀,世基合同死否?”杜如晦对曰:“天子有诤臣,虽无道,不失其天下。仲尼称:‘直哉史鱼,邦有道如矢,邦无道如矢。’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,不纳谏诤,遂杜口无言?偷安重位,又不能辞职请退,则与箕子佯狂而去,事理不同。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,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,阿意苟免。及赵王伦举兵废后,遣使收华,华曰:‘将废太子日,非是无言,当时不被纳用。’其使曰:‘公为三公,太子无罪被废,言既不从,何不引身而退?’华无辞以答,遂斩之,夷其三族。古人有云:‘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则将焉用彼相?’故‘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’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,逊言不足全身,王臣之节固已坠矣。虞世基位居宰辅,在得言之地,竟无一言谏诤,诚亦合死。”太宗曰:“公言是也。人君必须忠良辅弼,乃得身安国宁。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,身不闻过,恶积祸盈,灭亡斯及!若人主所行不当,臣下又无匡谏,苟在阿顺,事皆称美,则君为暗主,臣为谀臣,君暗臣谀,危亡不远。朕今志在君臣上下,各尽至公,共相切磋,以成治道。公等各宜务尽忠谠,匡救朕恶,终不以直言忤意,辄相责怒。”

  贞观三年,太宗谓司空裴寂曰:“比有上书奏事,条数甚多,朕总粘之屋壁,出入观省。所以孜孜不倦者,欲尽臣下之情。每一思政理,或三更方寝。亦望公辈用心不倦,以副朕怀也。”

  贞观五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:“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,喜则滥赏无功,怒则滥杀无罪。是以天下丧乱,莫不由此。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,恒欲公等尽情极谏。公等亦须受人谏语,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,便即护短不纳?若不能受谏,安能谏人?”

  贞观六年,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杜正伦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,召而谓曰:“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,若值明主,便宜尽诚规谏,至如龙逄、比干,不免孥戮。为君不易,为臣极难。朕又闻龙可扰而驯,然喉下有逆鳞。卿等遂不避犯触,各进封事。常能如此,朕岂虑宗社之倾败!每思卿等此意,不能暂忘,故设宴为乐。”仍赐绢有差。

 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,太宗赐书曰:“所上意见,极是谠言,辞理可观,甚以为慰。昔齐境之难,夷吾有射钩之罪,蒲城之役,勃鞮为斩袂之仇,而小白不以为疑,重耳待之若旧。岂非各吠非主,志在无二。卿之深诚,见于斯矣。若能克全此节,则永保令名。如其怠之,可不惜也。勉励终始,垂范将来,当使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古,不亦美乎?朕比不闻其过,未睹其阙,赖竭忠恳,数进嘉言,用沃朕怀,一何可道!”

  贞观八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每闲居静坐,则自内省,恒恐上不称天心,下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谏,欲令耳目外通,下无怨滞。又比见人来奏事者,多有怖慑,言语致失次第。寻常奏事,情犹如此,况欲谏诤,必当畏犯逆鳞。所以每有谏者,纵不合朕心,朕亦不以为忤。若即嗔责,深恐人怀战惧,岂肯更言!”

  贞观十五年,太宗问魏征曰:“比来朝臣都不论事,何也?”征对曰:“陛下虚心采纳,诚宜有言者。然古人云:‘未信而谏,则以为谤己;信而不谏,则谓之尸禄。’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,懦弱之人,怀忠直而不能言;疏远之人,恐不信而不得言; 怀禄之人, 虑不便身而不敢言。所以相与缄默,俯仰过日。”太宗曰:“诚如卿言。朕每思之,人臣欲谏,辄惧死亡之祸,与夫赴鼎镬、冒白刃,亦何异哉?故忠贞之臣,非不欲竭诚。竭诚者,乃是极难。所以禹拜昌言,岂不为此也!朕今开怀抱,纳谏诤。卿等无劳怖惧,遂不极言。”

  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房玄龄等曰:“自知者明,信为难矣。如属文之士,伎巧之徒,皆自谓己长,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,商略诋诃,芜词拙迹,于是乃见。由是言之,人君须得匡谏之臣,举其愆过。一日万机,一人听断,虽复忧劳,安能尽善?常念魏征随事谏正,多中朕失,如明镜鉴形,美恶必见。”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。

  贞观十七年,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昔舜造漆器,禹雕其俎,当时谏者十有余人。食器之间,何须苦谏?”遂良对曰:“雕琢害农事,纂组伤女工。首创奢淫,危亡之渐。漆器不已,必金为之;金器不已,必玉为之。所以诤臣必谏其渐,及其满盈,无所复谏。”太宗曰:“卿言是矣。朕所为事,若有不当,或在其渐,或已将终,皆宜进谏。比见前史,或有人臣谏事,遂答云‘业已为之’,或道‘业已许之’,竟不为停改。此则危亡之祸,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 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,百官中觐见的人,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。太宗知道情况后,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,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,希望能够听到谏诤,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贞观初年,太宗曾对公卿们说:“人要照见自己,一定要有明镜;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,一定要借助于忠臣。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,臣下又不去纠正,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,能办得到吗?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,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。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,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,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,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。前事不远,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,必须直言规劝谏诤。”

  贞观元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,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;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,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。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,如鱼得水,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。我虽然不算明君,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,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,以实现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:“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,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,说的话如不被接受,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。陛下开拓思路,采纳臣民忠言,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,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。”太宗称赞他说得好,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,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,听一听如何处理,有话敞开说,皇上一定虚心采纳。

  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侍臣说:“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,并且不断加以改进,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,蒙蔽视听。像隋炀帝,他自以为是,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,又拒绝别人的意见,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。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,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。商代的时候,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,孔子还评价他仁义。后来隋炀帝被杀,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?”杜如晦说:“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,虽然自己治国无道,也不会失去天下。孔子曾经赞扬过忠臣史鱼,说:‘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,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,国家失去道义了,他还以死相谏。’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,不接受忠言,就闭口不提意见呢。他身居要职,却苟且偷生,不肯辞官隐退,这和箕子装疯离去,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,司空张华非但不据理力争,反而阿谀顺应贾后,苟全性命。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,派使者捉拿张华时,张华说:‘贾后废太子的时候,我不是不想阻止,只是怕贾后不会采纳我的意见。’使者说:‘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,你贵为三公,怎么不站出来说话?即使你的意见不被接受,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?’张华无言以对,于是他被斩杀,株连三族。古人说得好:‘危难却不扶持,倾倒却不支撑,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?’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操。身居高位的张华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节操,而保全自己的性命,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。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,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,他的确该死啊!”唐太宗听后很赞同杜如晦的观点,说:“你说得对。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,才能够自身平安,国家太平。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,看不到自己的过失,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?如果国君行为不当,臣下又不尽职,只知道阿谀奉承,苟全性命,凡事只知道说好,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,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。君主昏庸,臣子阿谀,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。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,恪尽职守,戮力同心,共同成就一番功业。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,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,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,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。”

  贞观三年,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:“近来有人上书奏事,条数很多,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,出入时看看想想。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,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。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,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。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,以符合我的心意。”

  贞观五年,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:“自古以来,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。高兴的时候就胡乱赏赐,功过不分;发怒时就任意杀戮,是非不明。天下大乱,一般都是因为肆意妄为造成的。因此我非常警觉,无论白天黑夜,无不铭刻在心,希望各位大臣永远都能够对我的缺点大胆地提出批评。同时,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。切不可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就不承认、不采纳。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别人的批评,那他又怎么能去批评别人呢?”

  贞观六年,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杜正伦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,召见时对他们说:“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,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,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,但如像关龙逢、比干那样的处境,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。做君主不容易,做臣子也难。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,但喉下有逆鳞。你们就敢于犯逆鳞,各自进上奏书。常能这样,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!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,一刻也不能忘怀,所以设宴共享欢乐。”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。

 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,指出他治理国家的功劳与过失。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:“你所呈上的意见极其珍贵,里面的言辞和道理都值得称道,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。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,管仲的箭曾射中齐桓公;晋国蒲城的争斗,勃鞮曾用剑斩断晋文公的衣袖。但齐桓公重用管仲,没有猜疑;晋文公对待勃鞮仍一视同仁,没有什么差别。这是臣子心怀坦诚,为他们的君主效劳。你的忠诚,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。如果你能一直像这样实事求是,刚正不阿,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。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,那将是多么可惜呀。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做后人的表率。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,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,这难道不是很好吗?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所犯下了哪些过错,也没看见我所做过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,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、诚实的人的结果。你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,用来告诫提醒我,丰富我治国的思想,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能力,哪里值得一提呢!”

  贞观八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我每当无事静坐,就自我反省。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,对下被百姓所怨恨。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,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,使下面没有积怨。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,常显得心怀恐惧,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。平时奏事,情况尚且如此,何况要折面谏诤,必然害怕触犯逆鳞。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,纵然不合我的心意,我也不见怪。假如立刻发怒斥责,恐怕人人心怀恐惧,岂敢再说话!”

  贞观十五年,唐太宗问魏徵:“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,这是为什么?”魏徵回答说:“陛下虚心纳谏,本来应当有话说。然而古人说过:‘不被信任的人劝谏,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;已被信任而不劝谏,就叫做尸禄。’但是人的才能气度,各有不同:胆小怕事的人,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;被疏远的人,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;贪恋禄位的人,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。所以大家沉默不言,应付着混日子。”太宗说:“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。我常想,人臣要劝谏,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,这和赴鼎镬被烹杀、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?因此忠贞的臣子,并非不想竭尽忠诚,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。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,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我如今敞开胸怀,接受谏诤,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。”

  贞观十六年,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:“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,但要做到实在困难。这像会写作的文士、有技巧的工匠,都自夸自己有本领,别人比不上。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、工匠来评量指责,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。这样说来,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,来指出过错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,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,即使再辛苦劳累,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?我常想念魏徵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,多次切中我的过失,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,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。”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,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。

  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:“从前虞舜制作漆器,夏禹雕饰祭器,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。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,何必苦谏?”褚遂良回答说:“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,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。首创奢侈淫逸,就是危亡的开端。有了漆器不满足,必然要用黄金来做。有了金器还不满足,必然要用玉石来做。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,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。”太宗说:“你讲得很对,我所做的事情,如有不当,不论是在刚开始,或者是将做完,都应当及时进谏。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,有时臣下进谏,君主就回答说‘已经做了’,或者说‘已经同意做了’,终究不肯停止改正。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。”

赏析

  这一篇名为“求谏”,是鼓励臣下踊跃向君主谏言献策,这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华部分。忠言逆耳,位高权重的人听不进劝谏,就会闭塞视听,无法知道自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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