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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氏家训

杂艺篇

  真草书迹,微须留意。江南谚云: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也”承晋宋馀俗,相与事之,故无顿狼狈者。吾幼承门业,加性爱重,所见法书亦多,而玩习功夫颇至,遂不能佳者,良由无分故也。然而此艺不须过精。夫巧者劳而智者忧,常为人所役使,更觉为累。韦仲将遗戒,深有以也。

  王逸少风流才士,萧散名人,举世唯知其书,翻以能自蔽也。萧子云每叹曰:“吾著《齐书》,勒成一典,文章弘义,自谓可观,唯以笔迹得名,亦异事也。”王褒地胃清华,才学仇敏,后虽入关,亦被礼遇,犹以书工,崎岖碑碣<间,辛苦笔砚之役,尝悔恨曰:“假使吾不知书,可不至今日邪?”以此观之,慎勿以书自命。虽然,廝猥之人,以能书拔擢者多矣。故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也。

  梁氏秘阁散逸以来,吾见二王真草多矣,家中尝得十卷,方知陶隐居、阮交州、萧祭酒诸书,莫不得羲之之体,故是书之渊源。萧晚节所变,乃右军年少时法也。

  晋宋以来,多能书者,故其时俗,递相染尚,所有部帙,楷正可观,不无俗字,非为大损。至梁天监之间,斯风未变。大同之末,讹替滋生,萧子云改易字体,邵陵王颁行伪字,朝野翕然,以为楷式,画虎不成,多所伤败。至为一字,唯见数点,或妄斟酌,逐便转移。尔后坟籍,略不可看。北朝丧乱之馀,书迹鄙陋,加以专辄造字,猥拙甚於江南,乃以“百”“念”为“忧”,“言”“反”为“变”,“不”“用”为“罢”,“追”“来”为“归”,”“更”“生”为“苏”,“先”“人”为“老”,如此非一,遍满经传。唯有姚元标工於楷隶,留心小学,后生师之者众,泊于齐末,秘书缮写,贤於往日多矣。

  江南闾里间有《画书赋》,乃陶隐居弟子林道士所为。其人未甚识字,轻为轨则,托名贵师,世俗传信,后生颇为所误也。

  画绘之工,亦为妙矣,自古名士,多或能之。吾家尝有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,亦难及也。武烈太子偏能写真,坐上宾客,随宜点染,即成数人,以问童孺,皆知姓名矣。萧贲、刘孝先、刘灵,并文学已外,复佳此法。玩阅古今,特可宝爱。若官未通显,每被公私使令,亦为狠役。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待郎,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,有子曰庭,西朝中书舍人,父子并有琴、书之艺,尤妙丹青,常被元帝所使,每怀羞恨。彭城刘岳,囊之子也,仕为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,才学快士,而画绝伦。后随武陵王入蜀,下牢之败,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,与诸工巧杂处。向使三贤都不晓画,直运素业,岂见此耻乎?

  孤矢之利,以威天下,先王所以现德择贤,亦济身之急务也。江南谓世之常射,以为“兵射”,冠冕儒生,多不习此。别有“博射”,弱弓长箭,施於准的,揖让升降,以行礼焉,防御寇难,了无所益,乱离之后,此术遂亡。河北文士,率晓“兵射”,非直葛洪一箭,已解追兵,三九宴集,常縻荣赐。虽然,要轻禽,截狡兽,不愿汝辈为之。

  算术亦是六艺要事。自古儒士论天道。定律历者,智学通之。然可以兼明,不可以专业。江南此学殊少,唯范阳祖恒精之,位至南康太守。河北多晚此术。

  医方之事,取妙极难,不劝汝曾以自命也。微解药性,小小和合,居家得以救急,亦为胜事,皇甫谧、殷仲堪则其人也。

  《礼》曰:“君子无故不彻琴瑟。”古来名士,多所爱好。洎于梁初,衣冠子孙,不知琴者,号有所阙。大同以末,斯风顿尽。然而此乐音音雅致,有深味哉!今世曲解,虽变于古,犹足以畅神情也。唯不可令有称誉,见役勋贵,处之下坐,以取残杯冷炙之辱。戴安道犹遭之,况尔曹乎!

【译文】

  对於真书、草书等书法技艺,是要稍加留意的。江南俗谚说:“一尺书信,千里相见;一手好字,人的脸面。”今人继承了东晋刘家以来的习俗,都在这书法上用功学习,因此从没有在匆忙中弄得狼狈不堪的。我小时候受到家庭影响,加上本身也很爱好书法,所见到的书法字帖很多,而且临帖摹写也颇下功夫,可就是不能达到很高的造诣,确实是由於缺少天分的原因。然而这门技艺没必要学得太精深。否则就要能者多劳,智者多忧,常被人家役使,更感到累赘。魏代书法家韦仲将给儿孙留下“不要学书法”的训诫,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王羲之是位风流才子,潇洒不受约束的名人,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书法,而其他方面特长反而都被掩盖了。萧子云常常感叹说:“我撰写了《齐书》刻印成一部典籍,书中的文章弘扬大义,我自以为很值得一看,可是到头来却只是因抄写得精妙,靠书法使我出了名,也真是怪事。”

  王褒出身高贵门第,才华横溢,文思敏捷,后来虽然到了北周,也依然得到礼遇。因为擅长书法,他常为人书写,困顿於碑碣之间,辛苦於笔砚之役,他曾后悔说:“假如我不会书法,可能不至於像今天这样劳碌吧?”由此看来,千万不要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。话虽如此,地位低下的人,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很多。所以说:道业不同的人,是不能互相谋划的。

  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、字画散失以后,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、王献之的真书、草书作品,家里也曾获得十卷。看了这些作品,才知道陶隐居、阮交州、萧祭酒等人的字,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,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。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,改变的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隶书。

  两晋、刘宋以来,人们大多通晓书法,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。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,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。即使难免出现个别俗体字,但损害不大。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,这种风气也没有改变,到了大同末年,异体错讹之字大量出现。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,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;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,作为模式,画虎不成反类犬,造成很大的损害。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,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,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。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。北朝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,书写字迹鄙陋不堪,加上擅自造字,字体比江南的还要粗俗笨拙。以至於市的将“百”、“念”两字组合替代“忧”字,“言”、“反”两字相组合替代“变”字,“不”、“用”两字组合替代“罢”字,“追”、“来”两字组合替代“归”字,“更”、“生”两字组合替代“苏”字,“先”、“入”两字组合替代“老”字。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,而是在书中到处可见。只有姚元标擅长於楷书、隶书,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,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。到了北齐末年,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字体,就比以前的时候强多了。

  江南民间流传有《画书赋》一书,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。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,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,假托名师,世人以讹传讹,信以为真,很是误人子弟。

  擅长绘画,也是件好事,从古以来的名士,很多人有这本领。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、雀白、团扇和马图,也是旁人很难企及的。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专门善於画人物肖像,画在座的宾客,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,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。拿了画像去问小孩,小孩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。还有萧贲、刘孝先、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,也善於绘画。赏玩古今名画,确实让人爱不释手。但如果善於作画的人官位还未显贵,则能绘画就会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,作画也就成了一种下残的差使。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即,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,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,是梁元帝的中书舍人,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,常被梁元帝使唤,时常感到羞愧悔恨。彭城有位刘岳,是刘橐的儿子,担任过骠骑府管记、平氏县令,富有才学,为人爽快,绘画技艺独一无二,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,下牢关战败,就被陆护军弄到枝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,和那些工匠杂处一起。如果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,一直只致力於清高德雅的事业,怎么会受这样的耻辱呢?

  弓箭的用处,可以威震天下,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,选择贤能。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。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,看成是武夫的射箭,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。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,弓的力量很弱,箭身较长,设有箭靶,宾主相见,温文尔雅,作揖相让,举行射礼。这种射箭对於防御敌寇,一点没有益处。经过了战乱之后,这种“博射”就没人玩了。北方的文人,大多数会“兵射”,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,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。射箭技术的高低,关系到荣誉与赏赐。尽管这样,用射箭去猎获飞禽走兽这种事,我仍不愿意你们去做的。

  算术也是六艺中重要的一个方面,自古以来的读书人谈论天文,推定历法,都要精通算术。然而,可以在学别的本领的同时学算术,不要专门去学习它。江南通晓算术的人很少,只有范附的祖恒精通它,他的官位是南康太守,北方人中多通晓算术。

  医学方面,要达到高水准极为困难,我不鼓励你们以会看病自许。稍微了解一些药性,略为懂得如何配药,居家过日子能够用来救急,也就可以了。皇甫谧、殷仲堪,就是这样的人。

  《礼记·乐记》说:“君子无故不撤去琴瑟。”自古以来的名士,大多爱好音乐。到了梁朝初期,如果贵族子弟不懂弹琴鼓瑟,就被要认为有缺点,大同末年以来,这种风气已不存在。然而音乐和谐美妙,非常雅致,意味无穷!现在的琴曲歌词,虽然是从古代演变过来,还是足以使人听了神情舒畅。只是不要以擅长音乐闻名,那样就会被达官贵人所役使,身居下座为人演奏,以讨得残杯剩饭,备受屈辱。戴安道尚且遭遇过这样的事,何况你们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