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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君书

算地

  凡世主之患,用兵者不量力,治草莱者不度地。故有地狭而民众者,民胜其地;地广而民少者,地胜其民。民胜其地,务开;地胜其民者,事徕。

  开,则行倍。民过地,则国功寡而兵力少;地过民,则山泽财物不为用。夫弃天物、遂民淫者,世主之务过也,而上下事之,故民众而兵弱,地大而力小。

  故为国任地者:山林居什一,薮泽居什一,薮谷流水居什一,都邑蹊道居什四,此先王之正律也。故为国分田数:小亩五百,足待一役,此地不任也;方土百里,出战卒万人者,数小也。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,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,山林、薮泽、谿谷足以供其利,薮泽堤防足以畜。故兵出,粮给而财有余;兵休,民作而畜长足。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。

 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,食不足以待役实仓,而兵为邻敌,臣故为世主患之。夫地大而不垦者,与无地同;民众而不用者,与无民同。故为国之数,务在垦草;用兵之道,务在壹赏。私利塞于外,则民务属于农;属于农,则朴;朴,则畏令。私赏禁于下,则民力抟于敌;抟于敌,则胜。奚以知其然也?夫民之情,朴则生劳而易力,穷则生知而权利。易力则轻死而乐用,权利则畏罚而易苦。易苦则地力尽,乐用则兵力尽。夫治国者,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,名与利交至。

  民之性:饥而求食,劳而求佚,苦则索乐,辱则求荣,此民之情也。民之求利,失礼之法;求名,失性之常。奚以论其然也?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,而下失臣民之礼,故名辱而身危,犹不止者,利也。其上世之士,衣不煖肤,食不满肠,苦其志意,劳其四肢,伤其五脏,而益裕广耳,非性之常也,而为之者,名也。故曰:名利之所凑,则民道之。

 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,数也。圣人审权以操柄,审数以使民。数者,臣主之术,而国之要也。故万乘失数而不危、臣主失术而不乱者,未之有也。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,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,故国有不服之民,主有不令之臣。故圣人之为国也,入令民以属农,出令民以计战。夫农,民之所苦;而战,民之所危也。犯其所苦、行其所危者,计也。故民生则计利,死则虑名。名利之所出,不可不审也。利出于地,则民尽力;名出于战,则民致死。入使民尽力,则草不荒;出使民致死,则胜敌。胜故而草不荒,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。

  今则不然。世主之所以加务者,皆非国之急也。身有尧、舜之行,而功不及汤、武之略者,此执柄之罪也。臣请语其过。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,则身剽而功寡。故事《诗》、《书》谈说之士,则民游而轻其君;事处士,则民远而非其上;事勇士,则民竞而轻其禁;技艺之士用,则民剽而易徙;商贾之士佚且利,则民缘而议其上。故五民加于国用,则田荒而兵弱。谈说之士资在于口,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,技艺之士资在于手,商贾之士资在于身。故天下一宅,而圜身资。民资重于身,而偏托势于外。挟重资,归偏家,尧、舜之所难也。故汤、武禁之,则功立而名成。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,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。故民愚,则知可以胜之;世知,则力可以胜之。臣愚,则易力而难巧;世巧,则易知而难力。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,师其知也;汤、武致强而征诸侯,服其力也。今世巧而民淫,方效汤、武之时,而行神农之事,以随世禁。故千乘惑乱,此其所加务者过也。

  民之生:度而取长,称而取重,权而索利。明君慎观三者,则国治可立,而民能可得。国之所以求民者少,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,入使民属于农,出使民壹于战,故圣人之治也,多禁以止能,任力以穷诈。两者偏用,则境内之民壹;民壹,则农;农,则朴;朴,则安居而恶出。故圣人之为国也,民资藏于地,而偏托危于外。资藏于地则朴,托危于外则惑。民入则朴,出则惑,故其农勉而战戢也。民之农勉则资重,战戢则邻危。资重则不可负而逃,邻危则不归。于无资、归危外托,狂夫之所不为也。故圣人之为国也,观俗立法则治,察国事本则宜。不观时俗,不察国本,则其法立而民乱,事剧而功寡。此臣之所谓过也。

  夫刑者,所以禁邪也;而赏者,所以助禁也。羞辱劳苦者,民之所恶也;显荣佚乐者,民之所务也。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,此亡国之兆也。

  刑人复漏,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,则徼倖于民、上;徼于民、上以利。求显荣之门不一,则君子事势以成名。小人不避其禁,故刑烦。君子不设其令,则罚行。刑烦而罚行者,国多奸,则富者不能守其财,而贫者不能事其业,田荒而国贫。田荒,则民诈生;国贫,则上匮赏。故圣人之为治也,刑人无国位,戮人无官任。刑人有列,则君子下其位;衣锦食肉,则小人冀其利。

  君子下其位,则羞功;小人冀其利,则伐奸。故刑戮者,所以止奸也;而官爵者,所以劝功也。今国立爵而民羞之,设刑而民乐之,此盖法术之患也。

  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,立官贵爵以称之,论荣举功以任之,则是上下之称平。上下之称平,则臣得尽其力,而主得专其柄。

【译文】

 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,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,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。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,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;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,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。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,就一定要开辟疆土;土地面积超过人口,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。要开辟疆土,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。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,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;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,那么国家的山林,湖泽、财力、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。放弃自然资源,任民众放荡,游手好闲,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,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做,因此,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,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。

 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:山、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,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,山谷、河流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,城市、道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,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。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。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,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,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。土地方圆百里,派出兵士一万人,人数少于土地数。最好的办法是,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,山地、森林、湖泊、沼泽、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,湖泊、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。因此,军队出征作战,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;军队休息时,民众都从事农耕,而积存经常富足,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。

 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,而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,装满粮仓,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,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。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,同没有土地相同,关键在于开垦荒地;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。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,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;民众归属到农业上,就一定淳朴。民众淳朴,就一定害怕法令。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。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,如此就定能获胜。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?那就是人之常情。民众朴实,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,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。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,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。

  人天生的本性,饿了就要寻找食物,劳累了就寻求安逸,痛苦了就寻找欢乐,屈辱了就追求荣耀,这是人之常情。人追求个人私利时,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;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。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?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,而在下面丢失了臣子的礼仪,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,他们仍然不想停止,这是因为利益关系。那些古代的士人,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,吃的不能填饱胃肠,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,辛劳自己的四肢,从伤害自己的五脏,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,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,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。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,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。

 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,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。圣明的君主弄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,弄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。统治方法,是君主治国的关键。所以,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,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。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,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,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,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,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,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。从事农耕,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,而打仗,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。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,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,这是出于一种打算。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,死就会考虑自己身后的名望。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,不能不考察。利益的来源是土地,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;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,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。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,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;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,就能战胜敌国。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,富强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。

  现在不是这样。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他们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,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。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。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。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,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。因为使用《诗》、《书》的空谈游说之士,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;作用那些隐逸之士,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;作用勇士,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;手工业者被任用,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;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,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。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,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。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,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,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,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,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。所以,这些人以四海为家,资本随身携带,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,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,就是像尧、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。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,就能建立功业。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,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。如果人们愚昧,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,世上的人有智慧,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。由于人们愚昧,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;世人有技巧,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。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,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。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,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。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,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,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,顺从世俗的禁忌,放弃了法治。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,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!

  人的常情: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,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。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。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,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,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。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,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。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,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,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多制定禁令,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,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。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,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,同众一心,就会专心务农;专心务农,那么就会淳朴,民众淳朴,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。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,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。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,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。民众在国内朴实,在外国迷惑,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。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,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。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,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。没有资本,投身外国危险之地,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。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观察风俗,确立法规,就能把国家治理好。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,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。不观察当时的风俗,不考察国家的根本,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。政务繁忙而功绩少,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。

 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。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。羞耻、侮辱、疲劳、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。显贵、光荣、安逸、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。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,官爵、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,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。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,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,不以刑罚为苦,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,而去追求私利。如果显贵、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,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、巧取名誉。百姓不怕犯法,刑罚就要频繁;官吏不执行法令,刑罚就要错乱。刑罚频繁而又错乱,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。这样,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,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,土地就因而荒废,国家就因而贫穷。土地荒废,人民就要诈骗。国家贫穷,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。所以圣人治国,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,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。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,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。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,吃着肉,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。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,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。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,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。本来,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。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。现在国家设置官爵,而人们认为可耻;制定刑罚,而人们认为可乐。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。因此,国君必须掌握大权,统一政策,而制定方法。设置官吏,授予爵位,要轻重相当。任用群臣,要讨论劳绩,根据功勋。这样,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。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,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,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。